几天前和教授老板开小会，交谈一下我将离职前的一些工作交接。不知怎么的谈到了印度政治。老板是澳大利亚和英国人双重国籍，他说印度的政治其实是英国政治和印度过去旧制度的杂交体，而所谓的民主不过是没有办法的治理办法，很多时候是非常低效的办法。

不幸的是，英国的政治风格这几十年来一直没有变化。如果想了解英国的政治文化，他建议我看看《Yes, Minister》这部电视剧，这部电视剧拍于1980年代，对于了解英国的政治，这部30多年前的电视剧依然有效。

我没有时间去看这部电视剧，倒是在网上看了一些精彩的台词，是一个不错的了解方式。不看不知道，一看还真是一贯英式幽默。

比如，在形容政府机构冗余的时候，有一个桥段：

Hacker（部长）: 这个部门有多少人？ Sir Humphrey（秘书）: 嗯，我们这个部门很小的。 Hacker: 两三千人？ Sir Humphrey: 准确地说，大约有2万3千人。 Hacker: 什么？2万3千人？这个管理其它部门的部门有2万3千人？只是为了管理其它部门。我们需要研究一下，是不是不减除冗员？ Sir Humphrey: 是这样，我们这些年也尝试过。 Hacker: 那结果是什么呢？ Sir Humphrey: 结果就是我们还需要另外增加500人。

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在其它国家也有类似？

剧中也有关于英国对于成立欧盟一事的深层次态度（以下片段翻译来自知乎）：

Hacker: 外交部应该亲欧洲吧？ Sir Humphrey: 是，也不是。外交部亲欧洲，实际上是为了反欧洲。我们团结在这一理念之下，保证共同市场不能形成。所以我们打进去。英国的外交目标500年来没有变过：创造一个分裂的欧洲。因此，我们联荷兰制西班牙，联德国制法国，联法国和意大利制德国，联法国制德国和意大利，分而制之。一贯效果很好，为什么要改变？ Hacker: 这都是老皇历了吧？ Sir Humphrey: 对，也是现行政策。我们得打进去，从内部攻破。我们施加过外力，没有成效。现在可以从里面把它搅成一锅粥了。挑德国反法国，挑法国反意大利，挑意大利反荷兰，外交部高兴坏了，光辉岁月又回来了。 Hacker: 但我们都忠于大欧州理念吧，不然为什么要增加成员国？ Sir Humphrey: 一个道理，就像联合国，人越多，嘴越杂，就越发鸡毛蒜皮。 Hacker:这也太世故了吧。 Sir Humphrey: 是的，不过我们一般称之为外交。部长。

从中可以看出，英国真的不喜欢统一的欧洲联盟（欧盟），结果在去年的脱欧事情中再一次得到应证。

关于解决问题的真相，政客们不一定真需要，他们只需要能应付他们需要应付的机构即可，比如，Hacker就曾发飚：

我不需要真相，我只需要一点东西可以告诉议会。（I don’t want the truth. I want something I can tell Parliament!）

在调戏英国外交部的无知时，有一个段子：

Sir Humphrey: 我们有一个借口可以应付慕尼黑协议：这件事发生在我们得知某些重要事实之前，这样的事情不会再发生了。 Hacker:什么重要事实？ Sir Humphrey: 是这样，希特勒想征服欧洲。 Hacker: 我以为众所周知呢。 Sir Humphrey: 外交部不知道。

送完孩子到学校，我照常去上班。走在平常走的路上，发现好几个人站在路旁一棵树下。以我对这些树的了解，我以为他们是要砍掉这棵树。因为砍树在这个城市（英国谢菲尔德）已经成为一个备受争议的事件。

我好奇地多看了几眼，当中的一位中年男子友善地对我报以微笑。犹豫了几秒钟，何不问他几句？我心想。我于是问：你们要砍树吗？中年男子回答：不，我们是来保护这棵树。

附近的民众站在树底上抗议砍树。

我这才明白，原来他们是附近居民，今天有人代表市政府来砍掉这棵路旁的百年老树！而他们就过来保护。他们的保护措施很简单，居民站在树底下，这样砍树工人就不能砍树，否则树倒下会砸死人！

对他们保护这些树木的勇气和毅力，我心里为之钦佩。为什么市政府要砍掉这些上百年的老树？为什么附近的居民不顾一切地要保护这些树？

原来，这些参天大树，由于多年的生活，根系发达，把路底下的人行道上的沥青路面拱出来了！有的甚至对周围的民房地下水管系统和地上的围墙都造成了危害。市政府的意图是砍完大树再种上小树，否则，直接维修人行道路面，市政府没有足够的预算资金。

而居民自然舍不得这些上百年的古树，有的树都承载了几代人的感情。要砍至少也要分情况来砍，那些确实对附近居民民房有危害的树可以酌情砍掉，但如果只是人行道路基被拱出来，可以使用橡胶跑道材料铺在树底下（这样有弹性），可以保持相当长的年头。

如果要砍树，他们只好采用一切手段来承上砍树工人的行为——但承包砍树公司有法院的传票阻止人们站在树底上妨碍施工。

市政府面临的问题，不砍树而保护路基的方案会需要比较多的资金，而且涉及到大量的人力，政府的财政预算确实也没有。

对于这个争议问题，谢菲尔德Hallam区新当选的国会议会Jared O’Mara也不愿意表态，他说：

“Things are more complex than what is in the public domain. I have a lot of sympathy for the tree campaigners, but I also have sympathy for the pressure our Labour council is under. Why are the libraries under such strain? Because of the cuts to council budgets that have come from the Tories. We have got to fight to get more money from central government.”

看新闻，得知新当选的台北市长将施政纲领通过GitBook发布，这本来是一则IT新闻。我一看这个新市长的名字：柯文哲，感觉好眼熟，搜索一下，得知他就是我之前了解到的那位台北台湾大学外科医生。

那是在Youtube上看到的一个TED视频：《生死的智慧》，演讲人就是柯文哲。阮一峰博主用图片和文字特别介绍过柯文哲的这个演讲，看不到Youtube的可以到该博文查看。

我很喜欢柯文哲的这个视频，关于生死的话题和人生意义，能有多少人讲透？也许他这种天天将生命挽救于生死线上的人更适合讲罢了。

他在演讲里，讲到了人对社会的贡献和责任，他用了一个a的n次方的比喻，当一个人为社会做一点点正贡献，a大于1，a的n次方就变得很大，相反，这个值则就变得很小。我很认同这种价值观。

同时他还讲到“医生只是让人在生老病死之间活得好看一点，仅此而已”，这种尊重自然、承认人类自身在自然规律面前很渺小的观点，也基本上与我的观念一致。人类有时候太迷信科学，甚至试图用科学去改变自然，就像病人总以为医生真的能起死回生、治疗人世间所有疾病一样。

对于这么一个医学专家，并且又有很好的人文素养，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也因此，我看完他的视频，就记住了他的名字和他的观点。

没想到这么快，他居然以无党派身份击败国民党的连胜文当上了台北市长，看来是要热心从政，从手术台治疗有限的人到领导一届政府造福更多的人。通常来说，我感觉政治就是人弄人，将有限的资源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进行妥协，不像医学科技那样中立和公正。

我不太认可《论语》中的“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期待某个人改变历史的进程可能是妄想。然而在台湾这种民主化的地方，如果施政者们是很有德望和专业素养的人，总归不是一件坏事。

在合理的制度里，有能力的人会对社会作出更多的积极贡献。缺了前者就会很困难。把美国的奥巴马和朝鲜的金正恩互换职位，除了多几条媒体头条新闻，我不认为有任何其它的变化。

柯文哲是一个很有故事的人。他是一个敢言的人，超越党派之争、利用新媒体宣传、选举过程中透明公布竞选经费，这些都是新的变化。期待柯文哲在台北市长职位上给我们带来新的惊喜。

五年前，世界经济危机发生，到现在似乎还未走出这个泥潭。三年前，从突尼斯发起的“阿拉伯之春”，到后来的利比亚、埃及，推翻了一批所谓的独裁总统，革了一些人的命。

今天，人们依然没有看到这些国家有好转的迹象。叙利亚国家的内乱甚至会遭到世界警察美国军队的光临。埃及的民众认为穆尔西统治下的新埃及还不如革命以前，部分民众甚至要求军队干预——当然这正中军队领导人下怀，把时任总统穆尔西赶下台。

真正民选的穆尔西固然恋权，拿得起放不下，和美国总统现任奥巴马是一丘之貉：选举之前连连承诺，选上后就不断改变承诺的内容。但是，埃及民众也过于心急，以为换了总统后，一夜之间一切会变得美好。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并非一蹴而就的事情，总统说要提高人民的收入，并不能马上提高人民的收入，何况现在全球都处在经济低迷的状态，各国的日子都不好过。

从变革前后的现状来看，似乎这些国家发生的流血冲突、革命都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没有太大的变化。难道这说明就不要改革与发展了？

旧制度旧观念的破除肯定不会一帆风顺的。民主、进步的制度没有适应的民众基础，在外人看来再好，也未必能很好地实行并结出硕果。民众的素质为什么低？很大的原因是前任独裁政府统治下的愚民、高压政策下长期积累下的结果。鸡怪蛋不好，却忘了蛋是鸡生的。

何止第三世界的社会民主进程存在问题。欧洲大陆的民主进程也一直在改进中。保加利亚的民众几个月前街头示威，比利时和荷兰两任大使都公开宣称支持民众示威，他们的理由很简单：

Democracy is not winning 51 per cent of the vote and then doing whatever you wish; democracy is the dialogue with the public, being responsible for one’s actions. （民主不仅仅是获得51%的选票，而是一个不断的对话过程，民选的政府不能代表选民的利益时，就必须作出回应。）

生活在这个操蛋的世界。

先讲个故事：

十九世纪末的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完全有理由成为一些人心中的偶像。他大力推动民主自由，在四十多年的任期内，把比利时从一个专制非民主国家成功地变成了一个现代民主国家。他赋予每个成年男子选举权，甚至比美国提前半个世纪立法允许工人罢工。他对妇女儿童的保护领先于整个欧洲。比利时1881年就普及了基础教育，确保每个女孩都能上到初中，并且在1889年通过法律禁止十二岁以下儿童工作。在利奥波德二世治下，国家的经济像政治一样获得了大发展，他比罗斯福更早采取建设公路和铁路基础设施的手段来减少失业和刺激经济。

然而在非洲刚果这个比利时殖民地，确切地说是利奥波德二世本人的殖民地，他完全是另外一个形象。刚果人，包括妇女儿童，在利奥波德二世的统治下没有任何人权，完全是奴隶。他们在警察部队的强制下劳动，动辄被施以断手之类的酷刑，有超过一千万人被迫害致死，而这一切都是为了保证利奥波德二世在橡胶贸易中获得巨额利润。

为什么同样一个人可以在一个国家推行善政却在另一个国家施行最残暴的独裁？在这里，与其说制度是答案还不如说是问题本身。为什么比利时的制度越来越民主，而同一时期，同一领导人的刚果，却越来越独裁？难道是因为利奥波德二世只爱本国人或者有种族歧视？但后来刚果自己“选”出来的领导人并没有做得更好，仍然是一个糟糕的独裁者。

以上内容来自学而时嘻之最近的博文《放诸古今皆准的权力规则》，是关于The Dictator’s Handbook: Why Bad Behavior is Almost Always Good Politics的书评（中文名《独裁者手册：为什么恶劣行为总是政治成功的通行证？》作者 [美] Bueno de Mesquita）。

我还没有时间来阅读这本原著，只是把上述书评读完。感觉此书带来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合理地解释了一些复杂的政治现象，这就足够说明此书的过人之处。书评甚至如此评论这些规则：

不管你是独裁者还是民主国家领导人，还是公司的CEO，哪怕你对如何治理国家和管理公司一无所知，只要能不折不扣地执行以下规则，你的权力就可保无虞。

书评并未提到某些应该提到的国家，但我觉得这本书带来的启示是不言自明的。

此书暂无中文版，英文版倒是能够在网上获得，土木坛子在这里公布可以下载的版本：The Dictator’s Handbook (包含三种格式：PDF, Kindle Mobi, ePub. TXT请自行将PDF转存)，供有兴趣的朋友参考，英文纸质印刷版在亚马逊中国上也能购买到(价格较贵，Amazon美国官网上12.23美元，中国是171元人民币)。实在不愿读英文的话，阅读上面提到的书评也是件只赚不赔的事情。

杂志拍摄的照片，感谢摄影师Bart Lasuy (好像把我和我儿子拍得过于严肃了？)

之前提到过，鲁汶大学有一篇采访中国和比利时两国留学生的报道。正巧，比利时荷兰语区的MO杂志也做了一期类似的采访，采访了几位在根特大学留学的中国学生，以此来介绍相关情况。

经根特学联范鹏主席的介绍，我也成了一名被采访的对象。记得那天，杂志社记者如约来到我办公室，我们坐下来谈了大概一个小时，虽然她会一点中文，但采访还是用英语完成的。这位年轻的记者拿着一张采访大纲，按照上面的问题列表，和我进行了相关的交谈，并用录音笔录下来我们的谈话内容。

其实我对这种对话和交流很欢迎，所以我一开场就告诉她，不要有任何顾虑，可以问我包括敏感问题的问题。不过她倒也没有什么敏感尖锐问题，毕竟这是一场关于中比之间国际教育的问题。所以，除了谈为什么选择比利时作为留学目的地之外，也涉及对比利时的看法等相关问题。

我对她谈了关于比利时去年有长达一年半无政府的事情，我告诉她，我认为这是全世界一个很好的民主范例，我用了中国上世纪80年代末的那段某门历史作为例子，来说明为什么这是一个好的典范。如果比利时也有孔子，恐怕他也会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当然，这里的“诸夏”指比利时。

小到个人，大到国家，矛盾无处不在，关键在于如何处理矛盾。虽然周曙光140个字的“民主定义”不错：“民主就是独立的个体和独立的组织在文明社会中使用除暴力外的透明手段争取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逐渐完善的游戏规则”，然而反观人类，似乎都崇尚暴力解决争端，要么你死，要么我活，甚至“枪杆子里出政权”。

在谈及中国与国外文化教育交流方面，我认为，这是一个双赢的事情，从短期来看，大部分优秀的中国年轻人拿着中国的政府奖学金来比利时学习，促进比利时的科研事业，无论将来这些人留在比利时还是回到中国(事实上是大部分回到中国)，都是一件好事——人才在全世界都受欢迎，回去的中国人也会充当沟通中比之间交流合作的桥梁，与比利时相比，中国市场大一个数量级都不止。

对于这种长期的效应，我举了个例子，将来如果我在中国某个公司，要与欧洲合作，比利时当然是首选，因为了解这里并有个人感情和联系在这里，这也是所谓的“关系”。其实外国人也讲究“关系”，只不过他们称之为“联系”，大概“联系”是在原则范围内的“关系”，而中国的“关系”显然是高于原则，因为“有关系什么都有关系，没关系什么都没有关系”。

从文章报道的内容来看，他们似乎也认同并持有这种双赢的观点。

他们的印刷版杂志目前还没有看到，由于是荷兰语报道，给我也看不懂。好在他们最近已经在杂志网站上公布了采访全文(点击此处为原文链接)，借助谷歌翻译——把荷兰语翻译成英语，大概意思还是能看明白。

我曾转载过“梁文道：比利时为什么不乱”和“根特大学政治学家卡尔‧德沃斯谈比利时没有政府的日子”，其实在此之前，《外滩画报》对比利时问题已有相关报道，现转载如下：

300多天没政府，多数民众不在乎

没有政府的比利时

文/洪立

这个国家虽然长达10个月处于无政府状态，比利时人却浑然不觉，继续若无其事地过他们的日子——除了有过几场嘻嘻哈哈的抗议。该国经济表现良好，优于欧盟平均水平。它还顺利完成欧盟轮执主席国的半年任期，甚至派出4架战机和150名军人参加利比亚作战。中央政府对他们成了多余？

这是一项让比利时人哭笑不得的世界纪录。他们既没有主动争取，又不引以为荣，但近一个月来，他们每一天都在刷新这项纪录。从去年6月13日的议会大选算起，到英国威廉王子大婚的4月29日周五这天，比利时长达320天没有政府。在一个月前的3月29日，它正式打破了伊拉克在去年创造的289天无政府世界纪录。

两国的差别在于，伊拉克在大选后的249天，各党派已经达成了联合组建政府协议，尽管又过了40天政府才正式就任；而比利时至今连组阁协议都希望渺茫。

好在国家虽然长达10个月处于无政府状态，比利时人却浑然不觉，继续若无其事地过他们的日子——除了有过几场嘻嘻哈哈的抗议。

今年1月，看守政府开始实施新预算。比利时经济从衰退中恢复良好，去年增长率达2.1%，高于1.5%的欧盟平均值；外国投资翻了一番；失业率仅为8.5%，低于9.4%的欧盟平均线。

不仅如此，比利时的国际义务同样不受影响。去年的最后一天，它顺利完成欧盟轮执主席国任期，与继任者匈牙利进行交接；没有政府毫不妨碍它为欧盟掌舵半年。上个月，它派出4架F-16战斗机和150名军人，参加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的国际行动。

在世界上不少人看来“国不可一日无君”的中央政府，为什么到了这个夹在法国与荷兰之间的西欧小国，就变成鸡肋和盲肠般的可有可无？

“被”无政府状态

“没有政府对我们好像没有什么影响。”接受《外滩画报》电话采访时，家住布鲁塞尔的知名媒体人、专栏作者盖里特.西克斯（Gerrit Six）说。

“我们照样领工资、退休金和社会保险金。”他告诉记者，“在政府上班的人也一样，他们饭碗都没丢。我们的情况和差点关门的美国联邦政府（4月初因政府经费险些告罄）不一样。”

有个爱尔兰记者让一个长年生活在比利时的人，列举一下没有政府对他的个人生活和工作有什么影响。对方绞尽脑汁想了半天，居然一样都说不上来。

来到比利时的外国游客，也看不出这个国家有什么不一样：商店的货架琳琅满目，银行的ATM机继续让你存钱取款；各加油站没有出现短缺；每到周末，餐馆里依旧人头攒动。

公共服务也一切照常：火车、公交车正常运行；医院、学校照常开门，患者看病、学生上学都不受影响，教师们工资照拿；马路上没有堆积如山的垃圾；警察照样在维持秩序，犯人还在牢里关着；邮政的速度是有点慢——但它一贯如此。

据维基泄密披露，美军还有一批核武器秘密存放在这个北约司令部所在国。即便属实，这些武器也不会有落入恐怖分子手中的风险。

一位罗马尼亚出生的比利时电影制片人说：“这样的没有政府，也许比有一个不时瘫痪的政府要好一些。”

街头抗议偶尔也会有，但大多是抗议政治僵局的半搞笑式示威，例如根特市大学生的冬日脱衣抗议；有个著名演员号召男人们在僵局打破前不刮胡子；一位参议员向政治家的妻子提议：政府一天不组成，就一天不和你们的丈夫同房。

总之，这不是人们想象的无政府状态。为什么呢？“我们只是少了联邦政府，还有很多层级的政府存在——地区级、省级和市级。”根特大学教授马克.德沃斯（Marc De Vos）在电话中向《外滩画报》解释。

“另外，我们是一个发达国家，不需要创建很多新东西。大部分东西都有现成的，它们仍在继续发挥功能。联邦政府其实也没有关门——新政府组成之前，一切暂时由原政府留守代管，它只是不拥有全部权力而已。”

德沃斯教授家住港口名城安特卫普，兼任布鲁塞尔一家政策研究所的所长，平日在三个城市之间穿梭。

高度分权的地区自治，使得比利时教育、医疗等系统的权力大部分下放。没有联邦政府，基本不影响它们的正常运作。

比利时联邦政府下设三个地区政府：北部讲荷兰语的弗拉芒区；南部说法语的瓦隆区；位于北部但主要讲法语的首都布鲁塞尔。各地区政府负责各自的交通、环境、地方经济项目和就业政策。

除三个大区之外，还有按语言划分的族群政府，分管文化教育，例如法语族群政府负责全国法语学校的教育，不管它们位于哪个地区。

“我们有6个政府，只少掉一个不会让我们惊慌。”西克斯说。比利时人的联邦税也得照交——它占到个人所得税的九成。“我们的税率在欧洲最高，最高一档达45%。”

一个国家，两大族群

1830年脱离荷兰独立的比利时王国，人口大约1040万。其中58%为说荷兰语的弗拉芒人，31%为说法语的瓦隆人，11%为混血儿及其他民族。说法语和荷语的人大致四六开。

他们将3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分成南北两半：南部是瓦隆区，北部为弗拉芒区（亦称弗兰德区）。布鲁塞尔是位于荷语区内的一个法语飞地。

“我们是全欧洲最与众不同的国家，位于拉丁世界和日耳曼世界的交界处。”西克斯说，“这条文化边界从比利时的中间穿过。因此我们有时会疑问：自己到底是属于拉丁人，还是算日耳曼人？”

这个联邦制的君主立宪国家，国旗在布局上仿照法国的三色旗，也是竖列三条；而颜色却接近德国（它在两次大战中都遭德国占领），为红黄黑三色。

比利时王室来自德国，现在以法语为第一语言，尽管也通晓荷语。而近20年来，首相一直由弗拉芒人担任（当首相的要求之一是法语和荷语都必须流利）。

语言和文化的分歧，导致比利时长期存在南北鸿沟。在这个去年人均GDP为3.79万美元（世界第25位）的发达国家，荷语区经济相对繁荣，不得不资助比较穷的法语区同胞——每年大约有110亿欧元从弗拉芒区流向瓦隆区。

前者于是要求使国家走向邦联制，以争取更多自治权，减少对南部的补贴；这自然遭到后者的坚决反对。双方都不肯相让，加上两大区都党派众多，导致联合政府很难形成。

有人形容说，要化解比利时各政党的巨大分歧，其难度有如在黑暗中玩魔方，而且只许用一只手。

既然始终谈不拢，一些群体便主张将国家一分为二，特别是在荷语区。在去年大选中赢得27席的荷语区第一大党新弗拉芒联盟（N-VA）就主张终极独立，另一个极右翼政党甚至打出“去死吧，比利时！”的口号（它在弗拉芒区得票率达13.3%）。

作为弗拉芒人的西克斯曾经以“企图卖国”出名。数年前，当各方在大选后迟迟无法组成政府时，他突发奇想，将比利时挂到eBay网站上拍卖。总共吸引到63人出价，最终成交价为1000万欧元，相当于每个比利时人值1块钱。好在那次政治危机只持续了100天。

事实上，西克斯并不支持“弗独”。“我首先是比利时人，然后才是弗拉芒人。”他向记者强调，“我们对法语区的认同，肯定比对荷兰的认同感强烈。因为我们有180年的共同历史。我们喜爱彼此的景点、啤酒和菜肴，互相切磋逃税办法。”

他认为，国家尚不存在分裂的危险——拜迅速膨胀的赤字所赐；民调也显示，只有很少人赞成独立。

德沃斯教授则认为，在身份认同上，弗拉芒人与瓦隆人和荷兰人都有所不同；但问题不在于文化，而是机制和政治上的，尽管这也与文化相关；“自从2007年起，我们在联邦层面上就一直处于政治危机中。4年来他们一直在试图谈判达成协议，现在大家在心理上都有一种筋疲力尽感。”

“这场政治危机的真正原因，是各方无法采取必要措施，来应对经济、公债、人口老龄化、养老和医保改革等结构性问题。我们没有改革，没有适应新变化，没有为未来和子孙后代作好准备。我们只是在拖延不可避免的难题。”

打破僵局，遥遥无期

无政府状态其实并非比利时一家独有：去年英国和澳大利亚大选后，政府都曾经难产数周；本月8日，美国联邦政府还差点关门大吉。大多数比利时人虽然日子照过，对没有联邦政府无所谓，但这样下去毕竟不是长久之计。

“我们有很多问题，只是运气不错，经济还不算糟，暂时没有显露出来而已。”德沃斯指出，“这场危机有一种超现实感：缺少急迫性，舆论没有强烈呼声，比利时人不在乎。但没有政府影响的主要不是现在，而是将来。”

比利时的一大问题是巨额国债——几乎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债务与G DP比率在世界上排在第10名上下。去年12月，标准普尔警告可能下调该国的信用等级，主要因为政府空缺导致债务问题无法解决。

其他难题还有：养老和社保体制等重大改革无法展开；由于不拥有议会多数，看守政府无法推出有争议的法案、任命新的高官，也无法推出新就业计划。

“没有政府还影响到无家可归者、失业者和申请社会援助的人。大约每10个比利时人就有一个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西克斯告诉记者。

他认为，联邦政府仍有存在的必要；“如果我们还想保住比利时，对族群团结仍有信心的话。”

对于无法形成政府的局面，国王阿尔贝特二世十分无奈，报刊上不时登出他面带悲哀表情的照片。3月初，国王任命弗拉芒基督教民主党领导人伍特.贝克为新的调解特使，寻找打破政治僵局的办法。

不过，第一大党弗拉芒联盟的领导人巴特.德维弗态度仍然强硬，拒绝向法语区的政党让步。为此他遭到三个弗拉芒自由派和社会党抨击。法语区社会党的一位女领导人在谈判中，也曾向弗拉芒区同行竖中指。

上周二国王特使发表声明：“只有所有9个参与会谈的政党都希望积极寻找解决办法，我才可能取得成功。”

有人甚至主张让国际社会介入，比如请曾经在科索沃、纳米比亚和爱尔兰斡旋和平的2008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芬兰前总统马尔蒂.阿赫蒂萨里出马。

危机越是旷日持久，要求将比利时像捷克斯洛伐克那样一分为二的呼声就可能变得越强烈，但现在这还不是主流。

据法新社报道，在3月29日破世界纪录之日的抗议中，一些大学生在布鲁塞尔打出标语：“分裂——不要以我们的名义！”一个装扮成一根硕大比利时薯条的示威者表示：“维持比利时统一很重要。如果国家分裂了，弗拉芒人和说法语的一边都会更糟糕。”

比利时的政治僵局还会持续多久？“这我说不准——我没有水晶球。”德沃斯教授告诉记者。但他估计，今夏之前可能会有结果：要么其他政党绕开不肯妥协的新弗拉芒联盟党，结盟组成政府；要么定下重新举行大选的日期。

就眼下而言，比利时人只能以每天刷新一次“无政府”世界纪录，来作自我解嘲了。

声明：本文由《外滩画报》http://www.bundpic.com（转载请保留）拥有版权或由内容合作伙伴授权提供。